2020-5《十月》·思想者说∣格非：麦尔维尔读札（选读③）
麦尔维尔读札
格非
后篇：麦尔维尔的其他作品
《抄写员巴特比》
英国作家毛姆在《巨匠与杰作》中曾说：“只有凭借《白鲸》，麦尔维尔才得以跻身伟大小说家之列”①。长期以来，毛姆似乎代表了专业学者和读者们的普遍看法，我相信对很多麦尔维尔的读者而言，除了《白鲸》之外，其他作品均未寓目。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随着麦尔维尔研究的逐步深入，这种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些学者认为，即便没有《白鲸》，麦尔维尔凭借其中短篇小说和诗歌作品，亦足以置身伟大作家的行列。正如没有《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詹姆斯·乔伊斯仍然是二十世纪杰出的小说巨匠一样。在麦尔维尔的中短篇作品中，最近二三十年来，引起学术界、评论界巨大兴趣和反复讨论的，正是短篇小说《抄写员巴特比》。
对很多读者来说，麦尔维尔或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洋小说作家，当他突然把眼光投向内陆、聚焦于作为资本主义心脏的华尔街，讲述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诡异故事，的确有些令人吃惊。当代名闻遐迩的学术大师，如德里达、德勒兹、阿甘本、朗西埃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对这个短篇给予了关注，并在哲学、社会学甚至修辞学层面上展开讨论。
在形形色色的语义学分析中，主人公巴特比那句著名的口头禅“I would prefer not to.”成了其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且有被过度阐释之嫌。比如说，麦尔维尔之所以用“prefer”而不是更为口语化的“rather”，是源于麦尔维尔早期就已形成的令人费解的用词习惯。他偏好古词和诗歌用词，一味追慕十七世纪弥尔顿，常常自造词汇，尤其偏爱来自分词的副词等等。②
也有学者将巴特比这个形象，与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的“闲逛者”联系起来，意在勾勒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以来，基于“劳动异化”的个人抵抗史。当代西班牙作家马塔斯甚至用“巴特比症候”或“巴特比主义”来为个人与社会的疏离史命名。在他看来，像穆齐尔、福楼拜、杜尚、托马斯·品钦那样的隐士或离群索居者，毫无疑问应当归入“巴特比症候群”的序列之中。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巴特比”这个名字第一次与“恐怖分子”发生了关联。十年后，美国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此期间，巴特比形象中消极、阴郁、病态和反社会、非理性的特质，被予以了夸大其词的解读。巴特比与社会不合作的怪异生存方式，在一些人眼中，似乎成了恐怖分子产生的渊薮。与此同时，在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也有一部分激进主义者，将巴特比视为解构资本主义、反抗美国政治制度的英雄，将巴特比的行为阐释为一种自由或解放的力量。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但汉松的论文已经做出了简明而充分的讨论与评价，③这里不再赘述。
巴特比这一形象，在当代社会中被临时“挪作他用”的现象，在文学的阐释史上一再发生——实际上，读者或研究者总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对文学史上经典做出全新的解读。这本身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将《抄写员巴特比》这个作品置于麦尔维尔一生的创作历程中进行定位和评价，阐明不同的文本之间的联系或变异，从而揭示作者基本的世界观、文化立场、人生态度和修辞技法，仍是一项必要的工作。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并不认为《抄写员巴特比》在麦尔维尔的创作中是一个异数或特例。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是对《白鲸》中某些问题的深化和再确认。叙事方式或文体风格上的差异，也不能掩盖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我们知道，在《白鲸》中，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叙事者以实玛利，与中心人物亚哈之间，构成了经典的明暗关系。也就是说，以实玛利是个“常人”，他的经历、思想、情感状态，对读者而言，是显豁而明确的。以实玛利的行为本身，没有任何令人费解之处。而亚哈则处在黑暗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因为他“在人间的阴暗面混得太久”，而理论上的光明面，不过是一束朦胧而不真切的微光而已。（《白鲸》第739—740页）对常人而言，亚哈的世界（尤其是精神世界）是暗昧、陌生而神秘的，且那种神秘性自始而终没有任何消耗和衰减。从根本上说，他像上帝一样缄默不语。常人若以常理去揣度这种神秘，则会遇到一堵坚实的高墙，所有的询问与猜测，都得不到明确的答案。
因此，在《白鲸》中，麦尔维尔已经确立起某种叙事定式，即以常人的目光去打量“超人”，用世俗道德去探寻超道德，用意识化的表象世界去窥视存在的根本奥秘。在中篇小说《班尼托·西兰诺》中，作为常人的德拉诺船长，出于仁慈和善意，上了一艘陌生的捕鲸船。这艘名为“圣多明尼克”的魔船，犹如一间巨大的密室。它仿佛是从海底突然冒出的鬼怪，带给人一种极不真实的恍惚之感。德拉诺船长被作者刻意塑造为一个温和、慈祥、见多识广且不乏道德勇气的访客，他身上的每一种特质都清晰而明亮，闪耀着令人愉悦的理性之光。但“圣多明尼克”这艘船则浸透在黑暗之中，不仅船只的外形装饰和规制给人以怪异的刺激，船上的每个人，包括西班牙船长班尼托、他的贴身奴仆、黑人水手阿土缶、船上的白人和黑人船员，每一个人的行为都具有令人震惊的反常性。德拉诺登船之后遇到的每件事，都显得既不合常情、又不可理喻，一连串的怪事，使他心思重重，疑窦丛生。虽然经过了改头换面的处理，我们仍可以从这部作品中清楚地看到《白鲸》那种经典的叙事结构。实际上，在麦尔维尔早期的“波利尼西亚三部曲”中，这种叙事上的“定式”或习惯，已经初露端倪——比如说，两个白人潜入泰比食人族部落，以所谓的文明世界的眼光，去试图理解那个不可理解的野蛮或蒙昧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在麦尔维尔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存在截然相反、彼此互映的两个世界。他所构建的明暗映照关系，显示出现实与存在、理性与非理性、世俗与反常、已知与未解、稳定的可以把握的过去与诡谲无常的未来之间的尖锐冲突。
《抄写员巴特比》也是如此。
小说的故事仍以第一人称展开。叙事者“我”是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律师，他是一个理性、审慎、做事有条理、生活满足、渴望安宁、具有残存的信仰且富有一定同情心的“常人”。他在位于华尔街×号建筑的二楼，有一个律师事务所——一个被隔成两个部分的大房间。与楼外曼哈顿灿烂的阳光相对应的是，这个房间阴暗和乏味：它一端正对着天井的白墙，而另一端的窗户，直接面对一堵年代久远的破墙，终年不见天日。这个逼仄、阴暗的环境所具有的一切颓丧和压抑感，似乎也投射在了律师的雇员们身上。
这个事务所除律师本人之外，原先只有三个雇员：火鸡、钳子和小姜饼。这些戏谑滑稽的绰号或代称，已经让我们隐约感觉到，这三个人似乎都有些不太正常。火鸡是一个年近六十的英国胖子，他的精力只够维持半天的工作量，一旦过了中午十二点，他的恶劣情绪即开始失控、爆发，显得“乖张、暴躁、混乱、疯癫而莽撞”，“办事能力严重失常”④。而另一位雇员钳子则与火鸡相反，他因消化不良而导致的情绪失控，通常只在早上发作，其症状表现为精神紧张、龇牙咧嘴地暴躁，牙齿磨得格格有声，骂声不绝，将办公桌弄得吱吱作响。而一旦过了正午十二点，他就会变得平和安静，工作亦随之变得高效。这两个人的发作时间正好错开，犹如卫兵换岗一般，此起彼伏，让作为律师的老板，不必同时面对两个人的精神失控。小姜饼是个只有十二岁的孩子，除了干点杂活（比如给火鸡、钳子去买小姜饼）之外，还暂时派不上用场。按劳动力的效率来折算，这三个人似乎只能当作一个半人来使用，这也是律师要去雇用第四位员工的原因。
不用说，新来的这位，正是巴特比。
从外貌和言行举止来看，巴特比是一个衣着整洁、脸色苍白而阴郁、略有些高傲、沉稳而安静的人。起初，他干起活来没日没夜，见到文件犹如饿汉见到食物，甚至晚上还要点上蜡烛，夜以继日。这使得雇用他的老律师心满意足，并对这位新人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巴特比这个安静的人，不仅工作卖力，而且有利于调和火鸡与钳子的情绪失控。但仅仅到了第三天，事情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当时，律师请巴特比和自己一起校对一份文件。巴特比待在原地没有动，并且用温和而坚定的语调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我不愿意（I would prefer not to.）。”律师起先以为自己听错了，于是又把他的命令说了一遍。可是，不管律师将他的指令重复多少遍，巴特比的回答始终如一。律师遂情绪激动地请火鸡与钳子来评理。
因为是在上午，火鸡情绪正常，钳子则处于发作期。因此，钳子的回答不假思索、火气十足。他建议老板立即将巴特比踢出办公室。
没过多久，律师第三次“请求”巴特比校对文件，却再度遭到对方拒绝，于是，他又一次请火鸡和钳子来评理。这一次，时间来到了下午。两人对此事的看法调了个过儿。火鸡大声咆哮着要把巴特比的眼睛打青，而钳子却在委婉地替巴特比辩护。这些叙述段落，显示了麦尔维尔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但也并非没有深意——人们对某事发表某种看法，完全取决于情绪。而情绪的好坏，则取决于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所承受的压力。
套用当今的政客们喜欢说的一句口头禅：“事情在彻底好转之前将会变得更糟。”巴特比的情况正是如此。正当律师不顾自己作为老板的尊严，打算接受现实，反过来去适应巴特比的怪癖（除了分内的抄写工作，绝不涉及其他额外事务）时，巴特比彻底中止了所有工作，并且拒绝辞职。在以交换关系为基石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伦理和法律框架之下，巴特比既不工作、亦不辞职的行为，意味着一种冒犯或“逸出”。换句话说，这种行为看似微末，却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大厦的根基。这让律师痛苦地意识到，事情虽说已经糟得不能再糟，却根本不存在好转的迹象。律师不得不重新来面对这样一系列严肃的问题：巴特比是谁？他来自何方？他为何会有如此不可理喻的怪异行为？他想达成何种目的？
我们在前文反复强调，律师是个常人，意思是说，他的生存本身，依托于以华尔街为象征的资本主义传统伦理体系，信仰、视野、个人生活均依附于这个系统。对于巴特比这样一个“逸出者”，他的思考注定得不到任何答案。对他而言，巴特比就是窗外那堵挡住他视线的高墙。因此，他开始将“巴特比是谁”这样一个问题替换成了另一个问题：拿巴特比怎么办？
律师首先想到的处置办法，是请巴特比自行离开。他结清了十二美元工资，并多给了他二十美元，甚至许诺巴特比在今后的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可以随时向自己求助。他将钱压在巴特比办公桌的镇纸下，嘱咐巴特比离开后，将钥匙放在擦脚门垫下即可。律师觉得，无论是自己的慷慨，还是解决问题的手法，都是无可挑剔的，甚至是“睿智的”，为此，他一直沉浸在自我陶醉中。可到了第二天，他来到办公室时，发现巴特比既未动他的钱，也未离开。在经过种种审慎的思索和权衡之后，他决定接受这一事实，将巴特比视为上帝为了达成某种神秘的目的，故意安插到他身边的人。至于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他不得而知。他只是想援引上帝的律条（人与人彼此仁爱）来使自己恢复平静，同时通过强大的意志力来进行自我说服。他开始阅读《爱德华兹论意志》和《普莱斯利论必然性》，并决定无视巴特比带来的困扰。只要巴特比愿意，他爱待多久就待多久。
律师的平静没能维持太长时间。当委托人与合作伙伴造访他的办公室时，律师发现，巴特比幽灵般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事务所的形象和商业声誉。另外，他也悲哀地想到，说不定自己死后，巴特比会依然待在他的办公室里。于是，他决定采取更为严厉、不同寻常的措施：将律师事务所搬离这个办公室。
临走之前，律师对巴特比的未来产生了隐隐的担忧，并为此受到良心的责备。接下来发生的事，证实了律师的预感：大楼的房东和新租户对巴特比没有什么耐心，他们先是将他逐出了办公室，接着，他们发现巴特比并没有真的离去——他白天在大楼里游来荡去，晚上就睡在大门口——便直接选择了报警。在巴特比被警察带走之前，律师再次回到华尔街大楼，试图对他进行最后的挽救。
律师尝试说服他接受自己的恩惠和帮助。他给巴特比介绍了四份工作，并让他做选择：去干杂店做店员、去酒吧当招待、去全国各地替商人收账或者去欧洲协助生意谈判。他见巴特比对所有的工作都没什么兴趣，便邀请他暂时住在自己家里。至于工作安排，以后再说。
他最后的建议遭到巴特比坚定的拒绝之后，律师的情绪反应如何，小说没有正面交代。但根据他“拔腿就跑”这样的本能动作，我们不难猜测律师的愤怒、无奈和委屈。
巴特比最后的容身之地是托姆斯监狱。律师仍没有放弃他。他甚至还给监狱的看守塞了几个银币，让他特别关照自己的这位朋友，为他提供最好的饭菜。可惜的是，那时的巴特比已经拒绝进食。
律师第二次去监狱看望他时，巴特比蜷缩在墙根下，眼神迷茫，已经到了弥留之际。
尽管律师对巴特比的宽容、同情和救助不乏虚荣乃至伪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再做详细分析），但就这一行为本身而言，用常人的标准来看，确实可算是仁至义尽。我认为麦尔维尔如此塑造律师这个人物，是意味深长的。律师作为常人的心理和行为，处处映照出巴特比形象的怪异、乖戾和神秘。换言之，在麦尔维尔所构造的明暗对照关系中，如以常人的目光视之，巴特比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陌生化的存在。他的怪异无可捉摸，他的乖戾无从解释，他的神秘无法触碰。在巴特比岿然不动的高墙面前，律师的好奇和困惑，以及种种善意均没有用武之地。
在麦尔维尔小说所描述的那个世界中，巴特比显然超出了“常人”的红线，被稀释或降格为没有实体感的空洞之物。他已不可能依托于“常人”的思维逻辑采取行动。巴特比驻足的地方，从哲学上来说，是一个永久的危险之地。常人将在这个危险之地上建造屋宇以栖身，巴特比则让自己碎裂，停在终点之侧，将自己的立身之地变成无底深渊。“巴特比”这样一个安静、诚实的“逸出者”，已经没有了任何反抗的意愿。而正是这种反抗意愿的完全缺失，向他所处的时代，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
不过，到了小说的结尾，对于巴特比难以理解的行为，麦尔维尔还是通过叙事者的交代，做出了一点暗示性的解释。
抄写员巴特比去世几个月之后，律师听说了一则传闻：巴特比来到华尔街律师事务所之前，曾在华盛顿“死信办公室”当过小职员，后因人事调整而去职。与亚哈船长一样，他在黑暗中待的时间太久，最终被黑暗所吞没。没完没了地处理、分拣死信并将它付之一炬，阅读、猜测别人的绝望故事，最终将他拉入了绝望的深渊：
一车一车的死信每年焚烧一次。从折叠的信纸中，那位苍白的职员有时会捡到一枚戒指——本来该戴这枚戒指的手指此时也许已经在坟墓中腐朽；有时是救济的银行支票——要救的人此时不吃饭也不饥饿；有时是一份赦免书，而被赦免之人此时已经绝望地死去；有时是一份希望，而此时那收件人已经死于绝望；有时是解人于燃眉之急的好消息，而此时收件人已死于求助无门的困苦。这些信件本来是生命的信使，却奔向死亡。（《巴特比》第71页）
我多少有点觉得，这则传闻至多不过是一个敷衍了事的解释，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作品情节和结构的完整性。而且我也不认为在华盛顿的政府机构中，真的存在着这样一个“死信办公室”——这则传闻，实际上是《白鲸》中相关事件的改写和挪用。在《白鲸》的第71章中，有这样的文字：
每只捕鲸船都带有交给各种船只的不少信件，而信件是否能交给收信人，就全靠在四海中彼此能否有相遇的机会。这样，大部分信件永远落不到收信人手里……（《白鲸》第445页）
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个叙述的可靠性，在《白鲸》接下来的情节中，叙事者通过一个实例，及时印证了他的上述判断：“裴廓德号”给“耶罗波安号”带来了一封信，那是一封妻子写给丈夫的信。而就在不久前，她的丈夫哈利梅赛先生已经葬身海底，这封信永远也到不了他手里了。
这样一种挪用或改写，在解释巴特比行为的怪异性方面，或许有些勉强，但却有助于我们准确地把握麦尔维尔不同作品之间的联系性。
尽管《抄写员巴特比》可以被当作一篇具有“现实感”的小说来阅读，但他写作这篇小说的动机，却不仅仅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正如小说结尾最后一个感叹语所揭示的那样，麦尔维尔通过直觉式的顿悟所感知的世界，不仅仅指向人与现实的关系，还关涉到个人生活与文明进程之间的关系。他思考的真正对象，毋宁说，是自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之后的人类命运；他所追求的价值，也正是文明作为一种重负所强加给我们的东西——那就是安宁、自在和自由。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麦尔维尔与他同时代的霍桑一样，本质上都是浪漫主义者。
另外，巴特比也有点类似于卡夫卡《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K，他们都是“逸出者”，都是幽灵似的人物，都是来历不明的人。他们都拒绝告诉读者各自的家乡、履历、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他们仿佛是被命运抛到了社会存在中的偶然之物，既然没有过去，也就无所谓未来。他们都是原子式的孤绝者，蜷缩在地洞或华尔街阴暗的角落中，方生方死。
如果说，麦尔维尔和卡夫卡的黑暗世界都存在着一个光源的话，麦尔维尔的光源是内置式的。光亮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一半光明，一半遁入黑暗。光明彰显出黑暗的深度和广度，而黑暗的存在，则使得光明变得可疑而虚幻。卡夫卡的光源则由外部射入，光点探向哪里，哪里便会显出依稀可辨的轮廓。因为这个光源过于微弱，一个个的光点在空间之内跳跃、闪烁，无法照亮整体，反而使整体变得隐晦、杂乱，并失去意义。
《水手比利·巴德》
《水手比利·巴德》是麦尔维尔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该小说的构思源于一首题为《比利戴上了手铐》的诗作。作者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开始将这首诗扩展成一个中篇小说，并进行了反复的修改。麦尔维尔去世之后，这篇遗作被尘封在一只铁盒子里，直到三十多年后，手稿才被发现。经过编辑整理，这篇遗稿于1942年正式出版。1948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另一个版本。到了1962年，哈里森·希福德和默顿·希尔茨对麦尔维尔遗存的手稿再次进行了整理，并最终将它定名为《水手比利·巴德（一篇内在的叙事）》。⑤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作品的几个中文版，都是依据这个文本翻译的。
与麦尔维尔此前的作品不同的是，这篇小说中的人物，换成了清一色的英格兰人。主体故事发生在游弋于英吉利海峡和北海的一艘英国炮舰上，时间则被设置在了1797年夏天的“拿破仑战争”时期。当时，英国海军与法国、西班牙和荷兰海军处于战争状态。尽管这篇小说是虚构的，但作者为它赋予了经得起查考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特别是英国海军于1797年4月和5月连续发生的两次哗变，构成了这篇小说极为重要的“前史”。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一个名叫“比利·巴德”长相英俊的小伙子，原是商船“人的权利号”上的一名普通水手。由于战争吃紧，他被招募（也可以理解为强行征用）到“战力号”海军炮舰上服役。关于他长相的俊美，小说中用了太多的词句来进行描述和修饰。比如，他有着蓝色的眼睛，黄色的鬈发，嫣红的棕褐色肌肤，炽熠闪亮的脸颊。脸上的神情，兼有少年人的天真无邪和女性的天然纯净。炮艇上的伙伴戏称他为“美人”，而有“智慧老人”之誉的丹麦老兵，则亲昵地叫他“宝贝巴德”。
麦尔维尔之所以在比利·巴德的长相方面花费如此之多的笔墨，显然是有原因的。实际上，它是整个小说情节内驱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比利·巴德登上“战力号”炮艇之后，他的生活看似波澜不惊，但平静的水面之下也涌动着凶险的激流。饱经风霜且富有预见力的丹麦人“老丹斯克”，提醒并警告比利说，有一个怀有“不法隐意”的人，将在暗中对他不利，并企图构陷他。不过，比利·巴德这样一个纯真、友善，受到众人一致喜爱和呵护的年轻人，居然还会有人企图加害，不用说比利·巴德本人，就连读者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吧。不幸的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厄运，还是套住了这位英俊水手，并最终将他送上了绞刑架。
“战力号”炮舰上，有一位名叫克腊加特的三十五岁左右的下士，负责战舰的日常安全纠察。此人职位虽然低微，但因为“海上警察头子”的特殊身份，他的身边也聚集了一批随时听命于他的“后甲板水手”，这些人都在暗处，影影绰绰、面目不清。克腊加特基于某种无法完全说明的心理或情感动因，给英俊水手比利·巴德设下圈套，并向威尔船长告密，指控比利·巴德暗中聚众哗变。
在小说中，威尔船长这个人物的重要性，甚至不亚于主人公比利·巴德。关于这一点，我们后文再加讨论。威尔船长虽然完全不相信克腊加特的指控，但作为军舰上的最高指挥官，他还是让人叫来了水手比利，并让他与克腊加特当面对质。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时刻，比利·巴德因为天生的口吃，加之无端被人构陷的情绪激动，一时失控，在克腊加特的前额上猛击了一拳，后者立即倒地丧命。随后，威尔船长召集船上的军官组成了一个临时法庭，对比利·巴德进行了战时临时审判。
最后，比利·巴德被判绞刑。第二天凌晨，在“透明羊毛”般的雾霭和羞怯的朝霞之中，比利·巴德被吊死在了炮舰高高的桅杆上。
正因为这部小说的故事线索过于单纯，人物行为背后心理动机的交代也闪烁其词，读者在寻找作品的“作者声音”并试图与之建立认同关系时，想必会遇到不小的障碍。当然，这一叙事策略，也为这个作品的阐释提供了开放的空间。
按照美国学者沙勒斯·佩特尔（Cyrus R.K. Patell）在中译本导言中的概述，这部作品可以被放置在历史、神话、《圣经》文本以及性欲四个框架下进行讨论。⑥
所谓的历史框架，意指麦尔维尔将故事置于真实的历史背景中，构建了虚构故事与历史事件的平行关系。历史事件中的纳尔逊上将，作为一名伟大的水手，集智慧、远见、谨慎、热情于一身，最终为他赢得了“海军皇冠上最璀璨的那颗明珠”的美誉。⑦而小说中的威尔船长，虽说性格中也具有宽容、仁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刻板、专断、胆怯而鲁莽，且内心充满道德分裂的痛苦。这种道德分裂，表现为一种病态的心理争斗：究竟应该忠于人性，还是忠于国王？
另外，历史事件中的两次“哗变”（尤其是著名的诺尔哗变）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的。而在《水手比利·巴德》中，“哗变”则是一种引而不发的威胁，或者说，是威尔船长耿耿于心的某种恐惧。而正是这种难以承受的对哗变的过度恐惧，让威尔船长下达了绞死比利的命令。
如果按照所谓的历史框架来阐释，水手比利·巴德并非死于“罪行”，而是死于紧急事态下的“权宜”策略。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威尔船长身上的悲剧色彩，要远甚于比利·巴德。他明知巴德的无辜，甚至对巴德的喜爱犹如慈父之于娇儿，但在战时背景下，仍不得不亲手将他送上绞刑架。愧疚和自责，一直伴随他终身。以至于在临终之前，威尔仍然要喃喃低语，呼唤着比利的名字。
说到《圣经》文本框架和神话框架，我想，阐释者意在将麦尔维尔的作品与《圣经》文本进行对读，或者在小说情节中寻找神话典故的暗喻，并构建两者互文性的关系。比如说，若从《圣经》文本的框架来解读，比利·巴德实际上被理解成了一个美国版或现代版的亚当。麦尔维尔所讲述的，无非是人类“由神恩到堕落”的故事。而如果按照古希腊神话的隐喻线索考量，比利·巴德的遭遇，则是古希腊命运悲剧之重演。如同阿喀琉斯之踵的神谕一样，比利·巴德实际上是死于自己的缺陷——作为一个纯真无邪的人，他不配在功利而阴暗的现实世界生存。我们知道，将现实境遇与古希腊神话和《圣经》文本加以勾连，并使两者形成“映射关系”，这是麦尔维尔自《白鲸》以来一个惯常的写作策略，因此，这样的解读似乎也有理有据。
至于说性欲，尤其是同性恋或“恐同焦虑症”问题，这是近些年来麦尔维尔研究的一个新趋向。关于作家本人性取向的研究或指认，似乎为重新阐释麦尔维尔及其作品开辟了一个新领域。甚至有人认为，麦尔维尔与霍桑之间的关系趋于冷淡乃至终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霍桑察觉到了麦尔维尔明确的性暗示，并由此产生出了疑虑和恐惧。坦率地说，关于同性之间的情感纠葛和激情，在《水手比利·巴德》中，确实不难找到隐晦的例证。但将克腊加特对比利·巴德的加害，完全理解为“恐同症”作祟，或者将威尔船长对比利的喜爱，坐实为一种对英俊水手裸体的性欲想象，无疑有削足适履、强作解人之嫌。
沙勒斯·佩特尔所列举的四种阐释框架，固然都可以从作品中找到足够多的例证，但无论是哪一种阐释模式，都会造成一种显而易见的后果，那就是对《水手比利·巴德》真正寓意的轻忽或遗漏。同时，我也不认为，将这四种框架结合、叠加在一起，组成一张大网，就能够巨细靡遗地涵盖这个作品的所有内涵，从而揭示其在文学史上非同一般的意义。
在我看来，就《水手比利·巴德》这部小说而言，我们不妨从以下两个方向上进行深入思考。第一，克腊加特无端加害水手比利的心理动因究竟是什么？尤其重要的是，作者为何在描述克腊加特的行为时，要故意隐藏他的动机？第二，比利·巴德最终的悲剧是如何造成的？作者希望透过这个悲剧，向我们传达怎样的思想讯息？
要回答这两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地在作品中寻章摘句，去寻找可以证明自己猜测的片言只字，而是要从麦尔维尔的整体创作中去找寻答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它放置在《白鲸》《班尼托·西兰诺》《抄写员巴特比》等作品的延长线上展开分析。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简单看法是，麦尔维尔刻意隐藏克腊加特加害行为的动机，不仅仅是一种悬念设置的修辞手法，更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源于这样一种沉思：个人的行为在多大意义上是自主的、有明确目的的？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理性、道德的约束与控制？正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在《白鲸》中，亚哈追击莫比-迪克的行为，不能仅仅从“复仇”的表层意义上加以解释，事实上，这种行为早已越出了理性的边界，进入到了一个黑暗幽深的意识区域。亚哈本人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身行为的盲目、疯狂和巨大的破坏力，但却对此无能为力。而到了《水手比利·巴德》中，亚哈这样一个形象，被拆分成了两个人，我指的是克腊加特和威尔船长。克腊加特的加害行为所体现的，更多的是非理性的破坏与毁灭欲，这一行为受制于一种盲目的、他自身无法控制的且有可能危及自身的“激情”。而威尔船长不仅明确知道克腊加特的指控是荒谬的，而且他也知道比利·巴德的无辜，甚至对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洞若观火。但他仍然执意做出了绞死比利·巴德的决定，并为这一决定，终身处于黑暗之中，让自责、悔恨啃噬自己的心灵，直至死亡。
在这里，麦尔维尔触及到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的人类的文明形态（比如说忠于国王的道德信念）在多大程度上是非理性的？它最终要将个体带往何地？在《白鲸》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思索，是寓言性的、启示录式的、抽象的、直觉式的，而在《水手比利·巴德》中，麦尔维尔为它赋予一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另外，我们也应该留意到，威尔船长的决定，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他对于未必到来的哗变的过分恐惧——说到底，那是对于“安全”的过度追求而导致的一种病态。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威尔船长为避免“哗变”而采取的“应急”行为，最终引发了“哗变”的危机。
我认为，麦尔维尔是最早对人类心理意识的非理性部分做出严肃思考的作家之一。
现在，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从表面上来看，水手比利·巴德是死于克腊加特所谓的“不法隐意”的加害，以及威尔船长的迂腐与恐惧。但神秘莫测的“厄运”，为何单单会挑上比利这样一个健康、英俊、友善，在人际关系中完全是无害的年轻人？我认为，在这里，麦尔维尔向我们敞开了他在这个小说中的核心意图。
与抄写员巴特比一样，水手比利·巴德也是一个没有来历的人。当一位小个子军官偶尔问起他的出生地、他的父母、身世来历时，比利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我们只知他不识字，来自某个极为偏僻的乡野。他的外貌、说话的语调、行事的方式，无不散发出未经驯服的大自然的气息。他按照自然的法则生活，纯真无邪，没有心机。当他在商船“人的权利号”服役的时候，由于亲切、友善和特别俊美的外表，他一直受到全船水手的宠爱，享受着人的自然权利。可是，当他被征募到海军炮艇“战力号”上当水手之时，他的处境亦随之发生变化。比利·巴德所面对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处于战时状况、高度组织化且律条森严的社会机器。作为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巴德身上的种种弱点（纯洁、幼稚、对社会体制感到陌生且无力保护自己）均暴露无遗。
麦尔维尔似乎很想看一看，像比利·巴德这样一个“戴着纯真无邪眼罩”的年轻人，一旦撞上高度体制化的社会组织，到底会发生什么事。用麦尔维尔的比喻来说，一个“美丽的乡村姑娘从外省迁来，被带入出身高贵的宫廷女士的竞争之中”（《水手比利·巴德》正文第19页），会发生怎样的悲剧。
因此，《水手比利·巴德》是一部着力描写“人的自然权利”与“现代法律”发生正面冲突的小说。当然，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冲突，简化为自然人与文明制度之间的冲突。我甚至认为，这种冲突以各种不同的类型，不断改头换面，几乎充斥于作者的所有作品之中。
我们知道，自然法则与现代法律之间的冲突，在《白鲸》中已经初露端倪——比如说，麦尔维尔在讨论“有主鲸和无主鲸”，特别是在着力刻画“裴廓德号”捕鲸船的社会秩序的时候，实际上倾向于认为，以现代城市为主要载体的文明法律制度，已经蔓延到了相对原始、野蛮、荒无人烟的大洋深处。那些像以实玛利这样崇尚自然权利的个体，希望通过远离尘嚣，置身于蛮荒的大海中寻找自由，以便治愈自己的“忧郁症”，注定了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想。
在《水手比利·巴德》这部作品中，麦尔维尔列举了人类有史以来三种主要的法律（法庭）形式：
第一种可以被称为“上帝的法庭”。当然，在水手比利·巴德生活的时代，这个法庭早已坍塌，作品中对随军牧师的形象刻画，确凿无疑地印证了这一点——当比利·巴德被处死的前夕，牧师来到了他的住处。不过，牧师作为战争机器中的一个部件，对于拯救比利的灵魂没有什么兴趣。他只是例行公事而已。而比利·巴德也看出了这一点，因此他对牧师只有礼貌，没有敬畏。
第二种法庭，就是被麦尔维尔戏称为由诡辩家充任律师和陪审团成员的现代法庭。与麦尔维尔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对上帝法庭被现代法律所取代的后果深感忧虑。而弗兰兹·卡夫卡则发现，现代法律机制，是以“悖谬”的形式运转的。
第三种法庭形式，即军事法庭，则是第二种法庭的简化或极端化形式。按照威尔船长的解释，这种法庭通常只考虑律条的规定和审判的后果，对于犯罪行为的动机和是非曲直，则完全不予理会。
很不幸，英俊水手比利·巴德接受审判的，正是这样一个处于战时状态的军事法庭。
从法律条文来说，海军中任何船员殴打上级，不管出于何种理由，均应由军事法庭判决死刑。（《水手比利·巴德》正文第130-131页）而从后果上来说，由于1797年春夏之交，英国海军连续发生两次哗变，如果威尔船长对事件展开细致调查或延迟审判，均有可能导致哗变或骚乱的发生。所以，比利·巴德从罹罪至被绞死的时间，只有一晚，或不到一晚。也就是说，比利·巴德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他的“周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即已被送上了绞刑架。用博尔赫斯的话来说，比利·巴德的真正悲剧，不在于他的死亡，而在于他自始至终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受到审判，为什么会被定罪，为什么会被处死。如果我们套用米兰·昆德拉的那个著名的判断来分析，比利·巴德的悲剧，不在于“罪过寻求惩罚”，而在于“惩罚寻求罪过”。
当然，威尔船长这个人物身上也笼罩着浓郁的悲剧色彩。他在向由军官所组成的临时法庭成员征询意见时，特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应该效忠于“自然”和良心，还是应当效忠国王的军队和法律？在时刻面临骚乱的战争状态下，我们是否有足够的权利，在自然法则和原始是非的基础上，决定水手比利·巴德的命运？对威尔船长来说，这种内心分裂所导致的痛苦，并未随着比利的死亡而消除。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面临自己不可改变的命运和死亡时，水手比利·巴德的从容、镇定和尊严，都要优于威尔船长。作为自然之子，比利·巴德一旦意识到死亡的不可避免，他就决定将死亡看作自然命运的一部分，而平静地予以接受。在临刑前，当他发现威尔船长的死刑判决很可能会引发骚乱时，他向自己情绪激动的同伴喊出了那句临终遗言：“上帝保佑威尔船长！”（《水手比利·巴德》正文第152页）
如果说，比利·巴德在临终前，内心有什么痛苦的话，它很可能来自于一种忧伤的惘然若失，“来自于一颗年轻慷慨的心对于恶魔化身的童贞体验”（《水手比利·巴德》正文第145页），来自于陷入迷途时孩子般的惊愕。
最后，我们来说说比利·巴德的口吃问题。
一些研究者将主人公的口吃，与古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之踵”相提并论。言下之意，比利·巴德作为一个几近完美的“英俊水手”，与阿喀琉斯一样，也有着自己致命的缺陷。面对克腊加特的谋反指控，当威尔船长唤人叫来比利，让他与克腊加特当面对质时，比利·巴德因为口吃，情绪激动，进而出手伤人。接着，在面对军事法庭的审判时，比利因口吃无法为自己辩护，最终酿成悲剧。这种解释，将比利·巴德的死，直接归因于他天生的生理缺陷，不仅有夸大事实之嫌，而且完全忽略了“口吃”这一细节在作品中特殊的文化意义。
比利·巴德的口吃，并非是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关键原因。换句话说，面对军事法庭的审判，就算比利·巴德巧舌如簧、能言善辩，他亦难逃一死。不过，我也不认为，这个细节的设置，在小说中只是闲笔。从情节上来说，正因为口吃这一生理缺陷，比利·巴德情急之下出手伤人，才不会显得突兀。除此之外，这一细节显然还有另外的含义。
第一，沉默不言本来就是大自然的固有特征。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⑧，比利·巴德的口吃与不善言谈，象征着自然的性格与法则，它与现代法律制度所依赖的“辩论体系”正好形成了某种对照。
第二，比利·巴德的口吃，恰恰是他无法真正融入现代社会的某种症候。
第三，口吃这一细节的设置，也反衬出作者对现代言论空间强烈的不信任感。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附带提及”的一则轶闻，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比利·巴德被处死几个星期之后，海军的一家编年志周刊，报道了比利·巴德案件。在这个报道中，比利·巴德并不存在的“意图谋反”，变成了无须质疑的事实。克腊加特这样一个恶魔式的人物，被刻画为“受人尊敬而且为人尊重的中年男子”，具有对职责的忠诚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而英俊水手比利·巴德，则被刻意说成是“顶着英国人的名字征召入役”的“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一词，已经暗含着“野蛮人”或“恐怖分子”一类的指控。最后，该报道在描述两人发生冲突的细节时，也不惜捏造事实：面对克腊加特的告发，比利·巴德决定当场报复。他突然从刀鞘中拔出刀子刺中了被害人的心脏。（《水手比利·巴德》正文第165页）
所谓的英国海军编年志周刊，顾名思义，兼具了官方历史记事与即时性新闻报道的双重功能。这种对事实及真相的严重颠倒，无疑加重了水手比利·巴德命运的悲剧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结尾处的那首不知名作者所创作的诗歌《比利戴上了手铐》，则可以视为麦尔维尔献给英俊水手的安魂曲。
麦尔维尔虽然置身于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洪流中，但与同时代的作家（爱默生、梭罗、霍桑）不一样的是，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在我看来，麦尔维尔是现代主义在美国的真正先驱和主要代表。因此，《水手比利·巴德》也可以被放置到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脉络中加以考察。比如说，加缪的存在主义名作《局外人》，无论是题旨还是结构，都像是对《水手比利·巴德》的一次成功的仿写。
《阳台》
写作“波利尼西亚三部曲”时的麦尔维尔，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文体意识的小说作者。霍桑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创作风格上的粗率与任性之病。但从《白鲸》开始，他差不多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文体家——不仅结构整饬、叙事工稳，且每一部作品皆有其不同的笔法，随形敷彩，各臻其妙。我们在欣赏麦尔维尔不同类型的作品时，也时常会惊叹于作者手法的别出心裁与曼妙多姿。
在麦尔维尔的中短篇小说中，《阳台》堪称是一则想象绮丽、意味隽永的抒情小品。
小说记述了叙事者在风景如画的乡间蛰居的一段寂静岁月。情节的平淡和简单，不仅不会使阅读过程变得轻松，相反，当读者试图去理解、探寻作者的叙事意图时，它就会变为某种障碍。我想，让读者对这个作品感到困惑的主要原因，或许是源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难以分辨。由于作者随意铺陈只有在诗歌中才会大量出现的隐喻，我们有时很难确定，哪些事情实际上发生过，哪些事情只存在于梦境、冥思和想象之中。
主人公“我”搬到乡间，住进了一座具有七十年历史的老式农舍。四周群山环抱、景色怡人，不啻是画家的天堂。主人公日赏鲜花怒放，夜观璀璨群星，似乎足以悠游卒岁，尽享安逸，可他仍然郁郁不欢，意有未惬。
因为这座巨大的建筑竟然没有阳台。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他无法为这座老宅建造一个绕屋一周的全景式阳台，只能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中选择一面施工。最后他选择了多数人都不会选择的北面。他的理由是，北面绵延的群山簇拥着壮丽的“查理曼大帝山”，到了夏天，坐在阳台上瞭望起伏的山峰，山坡上翻滚的青草和麦浪，会使得他联想起辽阔而孤寂的大海。而随着寒风猎猎的冬天的来临，“北风像磨坊一样刮起细如面粉的雪粉”⑨，会让他产生一种航船驶过合恩角海面的幻觉。
不过，在我看来，主人公决定将阳台建在阴冷的北面，似乎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当他瞭望远山的风景时，可以避开邻居的嘈杂与喧闹。
有一天，他在眺望中偶然发现，在西北方群山上一个漏斗状的角落里，有一个玻璃反光形成的亮点——它犹如一个痣斑，一个蜡烛微弱的火光，如同一只小小的鼹鼠，在山间闪烁跳跃。这个耀眼的光点，显示那里有人居住。到了五月间，这个闪亮的斑点位于彩虹的尽头，远远看上去，犹如波托西金矿一样闪烁着迷人的光芒。
阅读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和艾蒙德·斯宾塞的《仙后》，让他产生了那里居住着仙女的想象。尽管“没有品位的邻居”告诉他，那块闪耀的斑点不过是一个废弃、坍塌的马厩，他还是决定亲自前往那片山坳一探究竟。
这年九月的一天，为了排解病后的忧郁，这个异想天开的人开始了他的行程。经过艰辛的跋涉之后，他终于抵达了那片山坳。那是一栋废弃多年、早已朽坏的房子。一对失去怙恃的姐弟住在那里，以砍柴烧炭为生。主人公到达的时候，弟弟去野外干活去了，姐姐玛丽安娜则在窗前做针线。当主人公问她，是不是觉得这里的风景很美时，姐姐眼里涌出泪水。她对于风景，连同她自己的生命都已厌倦了。住在这个破败、炎热、漏雨，连狐狸都不会来做窝的老房子里，她已经看清楚了自己未来——这里只有三样东西与自己的命运有关：床，椅子和坟墓。在日复一日的孤寂中，她已经出现了幻视和幻听。她甚至还给白云在屋前投下的一团团阴影都取了名字（其中一个叫“特雷”）。
玛丽安娜终日坐在窗边，眺望山下远处的一座大理石房子。这座房子也曾出现在她的梦中。是谁住在那座房子里？他过着怎样的幸福生活？玛丽安娜无法控制自己的想象。如果说，玛丽安娜对未来还有什么希冀的话，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去那里看看，哪怕就一次，去看看那个幸福的人。
叙事者惊愕地意识到，玛丽安娜所眺望的那座在夕阳余晖中熠熠闪亮的房子，正是自己的住所。最后，他这样来安慰这个孤独、贫穷的女孩：
玛丽安娜，我真心希望我就是住在你梦想要拜访的那座幸福的房子里的那个幸福的人；倘若这样，你此时就能见到他了……（《阳台故事集》第22页）
《阳台》这篇小说所构建的“眺望”姿态，是一种双向运动——眺望者互为前提或目标物，但方向相反。这有些类似于卡夫卡在《城堡》中的悖论叙事：信使巴纳巴斯和K都想进入城堡，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但“城堡”本身一直矗立在视线中的某处，却不可抵达。
我们知道，现代性或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也包含着这样一种互相矛盾的双向运动。对于那些厌倦了祛了魅的城市生活，将目光投向遥远过去的人来说，他们试图重返传统、乡间或自然，重返那个精灵与仙后出没的、被施了魔法的世界，并渴望将事物的神秘性，还给自然万物。而对于那些生活在贫穷、被遗忘的、孤绝的“原始世界”的人来说，精灵、神祇、魅惑和魔法、自然的神秘性，都被视为生活的沉重负担，是亟待被摆脱或抛弃的东西。他们将目光投向未来的敞开性空间——那是摇摇欲坠的破败的木屋，对沐浴在夕阳光辉中的大理石房子的眺望。
在《阳台》所构建的两种方向相反的彼此眺望中，叙事者与玛丽安娜的目光相遇了。
不过，《阳台》这篇小说也可以在另一个层面上加以解读。在某种意义上，它仍然是《白鲸》中那个哲学主题的延续：每个人都是一座被围困的、孤绝的岛屿，存在的意义遭到了屏蔽。周围世界所提供的一切，都不过是幻觉而已。叙事者和玛丽安娜都过于依赖想象性的世界，从而模糊了现实与幻觉的界限——前者求助于自然中的精灵和仙后，尝试对这个已被祛魅的世界进行复魅（Reenchantment），从而赋予生活以意义；而后者的幻觉是压抑和局限的产物。她处于被世界遗弃的孤绝中，不得已重新召唤神灵，赋予树木和云影以灵性，从而通过与它们的对话，来缓解孤独与贫穷的压力。
无论是叙事者，还是玛丽安娜，他们都不愿或无法正视存在的真实。求助于幻觉，成了一种本能的反应。他们同处于意义匮乏的世界中，对他们来说，幸福的定义如果有什么共性的话，它们都存在于远方，或者说，存在于对于远方的眺望中。
那么，叙事者长途跋涉前去探访玛丽安娜这件事，到底是真实发生了，还是仅仅存在于冥想或梦境中？对于这篇小说的主旨来说，这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件事无论真幻，都导向了一个确凿无疑的结果。我把它称为“顿悟”。在小说的结尾处，叙事者似乎获得了某种微弱的启示性的力量，那是一种对自身的生活展开哲学反思的意向性努力。
当然，叙事者也邀请我们参与其中。
《钟楼》
与以实玛利、巴特比和比利·巴德一样，《钟楼》的主人公班纳多纳也是一名弃儿。他生活的年代差不多是第二次大洪水退却之后、人类改造地球的关键时期，距今已经十分遥远。他是欧洲南部某公国的一名机械师，因其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意志，在全欧洲闻名遐迩。经过市民投票，他受命去建造一座意大利最高贵的钟楼。建造这样一座高达三百英尺的巨型钟楼，据说是为了体现人类的自豪与荣耀。作为集艺术家与伟大机械师于一身的卓越巧匠，班纳多纳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人类的非凡智慧与意志。但叙事者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即提到了巴别塔，似乎向读者提前暗示了这座钟楼日后的命运。
班纳多纳是一个专断而孤独的人。他对钟楼的设计方案、建造蓝图包括实际施工的种种细节，守口如瓶，秘不外宣。这不免引起了公众持续不断的好奇、猜测和担忧。抛开钟楼的规制、建筑风格、内部装饰等种种枝节不谈，班纳多纳设计思路的点睛之笔，体现在钟盘报时的方式上：
十二个头戴花环、正在舞蹈的快乐少女金属雕像，像珊瑚环似的手牵着手，在时钟的表面，形成一个闭合的圆环。二十四只手相牵的连接点，形成钟盘的十二个时间刻度。班纳多纳还专门为钟楼铸造了一个名叫塔鲁斯的金属机器人。只要上好发条，它就会沿着固定的滑轨，自动来到钟盘前，敲击十二个交接点当中的一个，时钟的金属发音板随之产生共鸣，从而完成报时。机器人每隔六十分钟重复一遍它的滑行、敲击以及返回动作，而时钟表盘的齿轮亦随纵轴转动，将下一个两手交接点（时间刻度）自动传送到机器人的敲击位置。
到了钟楼竣工庆典的这一天，当班纳多纳在公众眼前演示他的伟大发明时，发生了意外。他给机器人上好发条，并给滑轨上好油之后，打算为那十二个少女雕像再做一点修饰。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工作中，以至于忘掉了金属机器人塔鲁斯的存在。由于他的位置正好处在机器人与时钟表盘之间，如期而至的机器人高举手臂，瞬间砸碎了班纳多纳的脑袋。
这个小说篇幅短小，情节简单。如果用今天的科幻小说中令人眼花缭乱的复杂装置来衡量，麦尔维尔的这个故事，不免显得有些陈旧、单调而老套。但这种“缺陷”并不能掩盖这个作品的哲学深度和思想光辉。
麦尔维尔透过班纳多纳这个人物的塑造，延续了他以前作品中一以贯之的思考——诸如人与上帝的关系、自然与文明的关系等等。不过，这篇小说也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问题。比如说，班纳多纳在设计、建造金属机器人“塔鲁斯”时，出现了明显的“创世冲动”。我们应该如何从文化史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冲动？再比如说，麦尔维尔首次正面、明确地对“科技主义”或“技术至上”的观念，进行了严肃的清理与批判，并对技术主义的历史源头进行了追溯。
在发明机器人塔鲁斯之前，班纳多纳并非没有考虑过在钟塔里安置一个健壮的敲钟人。但是，这个人无论多么健壮、高大，当他置身于三百英尺高的钟楼顶端，拉动绳子并振动钟锤时，自下而上观之，他的外观和尺寸无疑会变得非常小，让人看不到其“智力特征”。“这样的人形没有个性，不能表达意志”。他在敲钟时的姿势所展现的不是“自主意志”，而是“类似于电报机上杠杆的机械动作。”⑩班纳多纳因而决定建造一个巨型机器人代替更夫。也就是说，至少在班纳多纳看来，他相信自己创造的机器人，会比人类更有个性。
事实上，班纳多纳对机器的信任感和迷恋要远远超过人类。作为一名孤独的隐士，班纳多纳对人类或许早已厌倦了。有一次，当他熔化锡、铜和各种金属片，铸造钟楼的部件时，匠人们在沸腾的熔液面前惊恐万分，畏缩不前。班纳多纳径直冲上前去，用沉重的铁杓击打退缩的匠人，毫不犹豫地将他杀死。
班纳多纳或许认为上帝所创造的自然不够好，他要来创造一个新的“自然”。与上帝造人的理念所不同的是，他所创造的新人类形象，是一个真正的奴隶，高大魁梧，“具备难以想象的能力供人类驱使，展现人类的荣光”。他深信自己建造的机器人，将会“比耕牛更有用，比海豚更敏捷，比狮子更强壮，比猿猴更机灵，比蚂蚁更勤奋，比毒蛇更凌厉，比驴子更有耐心”。①①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班纳多纳最终造出来的机器人塔鲁斯，在滑向时钟的盘面完成敲击动作时，他的双手仍戴着手铐。
班纳多纳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一种“创世”行为。他的塔鲁斯不仅高大、魁梧，像奴隶一样温驯、听命于人，而且还部分具备“未来人”的特点，这使得他的发明“不仅超越了人类发明的界限，而且超过了神创的界限”。①②
与当今科幻小说的固有主题所不同的是，麦尔维尔并未简单地将“技术主义”的产生视为现代性的一种后果，或者说，将“技术主义”的滥觞，与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直接画上等号。当然，他也不认为，对技术的滥用，必然以现代科技的发展为前提。在麦尔维尔看来，对机器、技术、机械装置的迷恋，其实根植于文明史的内部，根植于人类自身重新安排自然秩序的文化冲动。为此，他将目光投向了人类的文明史，从普罗米修斯、通灵者、炼金术师、玄学家、自然哲学家、唯物主义者的文化观念中，追溯“技术主义”的起源。因此，麦尔维尔将“未来机器人”的创造时间，设定在人类第二次大洪水时期的蛮荒时代，应该说是别有深意的。
机器人塔鲁斯的最大优点是不会犯错误。而它的建造者，具有血肉之躯的人，则是不断犯错的动物。一个微小的错漏，就足以导致灾难的发生。类似的悲剧其实一直在历史上反复上演。更为不幸的是，人类总是会忘记这一事实。对人类而言，所谓的教训，乃是真正的无用之物。再说了，受到人类藐视、轻忽的“自然”，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软弱和温驯，它的一次小小的地震，就足以造成钟楼可笑的永久坍塌。
▲2020-5《十月》目录
中篇小说
飞发/005 葛亮
对河/035 马笑泉
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095 程永新
落地生花的银/139 和晓梅
狍子/ 159 董夏青青
短篇小说
去听他的演唱会/116 林森
木兰无长兄/126 李骏虎
有人于此/200 黄德海
蝉琀/206 王彤羽
散 文
雪与归去来/133 李修文
一座园林的惊心动魄转让史/214 陆波
正 典
石头，雪芹所在之地/087 李敬泽
思想者说
麦尔维尔读札/057 格非
小说新干线
二十一楼/177 李晓晨
去岛屿/187 李晓晨
宛在水中央（创作谈）/196 李晓晨
无个性的人，或城市女子图鉴（评介/197 刘大先
译 界
阿莱士·施蒂格诗选/220 梁俪真 译
诗 歌
雷平阳近作/224 雷平阳
峡谷与拖拉机/227 姚 辉
城邦之谜/230 杜绿绿
青草/233 刘向东
刘春的诗/235 刘春
夭夭的诗/237 夭夭
卜水者/239 宋心海
艺 术
封 面 精神疗法（绢本设色） 曾志钦
封 二 飞向何处（油画） 李贵君
封 三 无处不在（油画） 李贵君
封面设计 赵平宇
篇名题字 黄 斌
▼悦-读
2020-5《十月》·思想者说∣格非：麦尔维尔读札（选读①）
2020-5《十月》·思想者说∣格非：麦尔维尔读札（选读②）
2019-4《十月》·专稿·从乡村出发的写作︱格非：乡村的消失意味着什么
2019-6《十月》·思想者说∣余生悲凉：一个外出女工的困惑与追问（张喆）
2018-4《十月》•思想者说（选读）|偏移与乡愁：安德洛玛克的故事（吴雅凌）